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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記&照片_流移與交織:台灣國際女性影展交通大學巡迴場放映電影:《五個藝術家的自白》

2020-12-14

流移與交織:第27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 交通大學巡迴場:《五個藝術家的自白 》Queer Genius 活動側記
時間:
2020-11-21 18:00-20:30
地點:或者書店(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23號)
映後座談講者:戴瑜慧(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蔡華臻(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女性影像學會常務監事)
記錄:蔡杰寧(交大人文社會學系)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是目前於國內推廣影像、性別教育最重要且規模最大的影展,本學期於交通大學巡迴放映第27屆女性影展的九部影片,類型包括紀錄電影、劇情電影,其中影像文本觸及的議題不僅只探討性別於社會現實的展現,更擴及跨國移民、歷史記憶、流離、障礙者與性、女性主義、酷兒和跨性別議題,將不同的觀看角度帶進校園與社區,進而使觀看者藉由影像反思當今社會議題。此次《五個藝術家的自白》是交大巡迴場次唯一一場於校園外場域播放的影片,誠如戴瑜慧老師於開場時所說:「新竹有風、物價、生育率之三高,之前的同婚公投看見竹北市的高支持率,是否可以藉著女性影展的影片帶進新竹、吹起一陣不一樣的風?」本片導演Catherine Pancake透過紀錄五位名聲響噹噹的酷兒藝術家日常生活,從他們的自白與自我實踐藝術的創作路徑,去發現及看待與社會對女性刻板印象相異的自己。


    《五個藝術家的自白》敘述拍攝實驗、前衛與紀錄電影的Barbara Hammer將癌症轉換成創作的歷程;以提倡非裔未來主義,將文字與音樂、藝術結合的Rasheedah Phillips和Camae Ayewa aka Moor Mother;製作並出演戲謔式的劇場作品〈皇朝手提包〉表演藝術家Jibz Cameron;曾競選過總統的詩人Eileen Myles。五位女性身份的酷兒藝術家在鏡頭前演繹了四段不同創作路徑生涯,揭開從沒有婚姻關係者、非裔女性、非異性戀女人的受壓迫群體,從錄像、電影、小說、聲音、劇場、詩詞等等多元的藝術創作,展現自我對生命體悟到為受同樣困境的人發聲。


      第一部分以著名導演Barbara Hammer打開序幕,Barbara Hammer尤其是實驗電影先鋒,作品題材與情慾、性別、社會與歷史有關,形式大膽、挑戰觀眾心智,並關注被社會邊緣化的人物,使藝術家與研究者重新思考「哪些人會/為什麼被歷史排除?」;Barbara Hammer訴說自己的生長過程,在中產階級一般家庭有著美好童年、與追求他的男人結婚,於一次巧合下與一同看電影的女人相愛;他拍攝從60至90年代女同志生活的紀錄、真實的性愛影像,也將晚年癌症治療經驗——作為創作靈感之一——製作錄像與動態展演藝術,透過結合影像與樂器的驚人現場表演,傳遞”We are not dying”的群體意志,Barbara Hammer於影片中說道:「我們直到倒下前一刻還是活著,藝術家就是如此」,將存活的養分轉化為給予他人、甚至自己的一份生命力。


      第二部分的Rasheedah Phillips 和 Camae Ayewa在費城創辦社區未來實驗室,在各個社區公共空間舉辦不同活動關注社會議題,身為律師的Rasheedah Phillips說道自己的外婆與母親都在十幾歲時生了小孩,包括她自己,而她力求打破這樣的家庭女性命運的輪迴;除此之外,Rasheedah Phillips所在的費城缺乏經濟建設,非裔族群的社會權益被政府忽視、社區存在的危險是Rasheedah Phillips過去將被性侵的身體正常化的扭曲結果,年輕時的自己不了解如何消化這些事、也不知道愛同性沒有錯,只能從自己的經驗與反覆所學的慘痛教訓交織思考個人處境與身份;Rasheedah Phillips 和 Camae Ayewa嘗試跳脫時間與記憶以線性傳承的關係,以藝術形式將非洲未來主義和黑色量子未來主義的概念融入於社區,作為解放自由的工具,關於社區居民看待事物是與各種記憶和歷史有關,Rasheedah Phillips以鏗鏘有力的聲調念出”We are time poor”傳遞非裔族群缺乏時間這項物質,卻仍有一股奮力抵抗社會不公、歧視的發聲力量,向同樣困境者呼喊著。


      行動藝術家Jibz Cameron是第三部分的主角,在看似荒誕搞笑的劇場演出背後,以詼諧方式揭開悲慘的個人故事,不論是破碎的家庭、或是個人憂鬱,並談道在「國家不會提倡個人主義『自己做』」的脈絡下,何以實踐自我的經驗分享;本段敘述了美國次文化的重要性,也回扣Jibz Cameron所說:「當這個文化不能認同你,你很難獲得自我認同。」Jibz Cameron或許正是藉著自我於藝術領域的實踐,從逗弄觀眾發笑的多重角色與多樣化的表演與創作形式定位與反思自己。


      最後一段則是曾經是1990年代眾男性總統候選人中唯一公開的女性競選者——詩人Eileen Myles,從他的話語中流露一股放蕩不羈、灑脫的氣息;透過寫作,Eileen Myles將自身甚至混亂的人生經驗融入於文字中、重塑自我,進行自我宣告,也對體制進行勇敢的反抗;Eileen Myles說:「狗是很酷兒的。」他打破過去總統候選男性都要與自己妻子合照形式,以和自己的比特犬合照顛覆性別二元形象。Eileen Myles認為詩在某方面有推翻權力關係的作用,而和自己慾望的共處(實踐於文字),藉此區別自己和其他人的身體。


      蔡華臻老師於映後座談說道,影片中五位藝術家於電影中共同呈現酷兒理論中「負向性」、「負向情感」議題,少數群體承載的不論是強烈的憤怒、憂鬱等等負向情感,只有在做藝術時能夠被允許展現,而不能在主流公眾領域被接受,回應了觀眾提問:「是否藝術創作者必須要帶有負面的情緒才可以創作作品?」蔡華臻老師強調只有在藝術創作裡,自大、自我、負面不受拘束,而能於電影中見到少數群體的熱情、憤怒、憂傷的行為展現;戴瑜慧老師也提到,被傷害經驗不只侷限在性少數群體,每個人都有各式各樣受到傷害、害怕而不說出口的經驗,藝術的重要性是在此當中發現”You are not alone”,從中獲得療癒、釋放——原來我有權利可以生氣——命運不是命定的、而是能夠改變的,如同Barbara Hammer「我想決定怎麼死去」,強調掌握自己命運是人類共同心聲。另外,有觀眾提到對於電影的疑惑:「酷兒理論對污名的反轉被批評為白人學術的抵抗策略,然而本片受訪者一方面屬於性少數、另一方便卻又是功成名就的藝術家,似乎又與進步主義、新自由主義無縫銜接?」蔡華臻老師認為從事酷兒理論與歷史研究需避免二元對立邏輯。比如Barbara Hammer事實上成長於非常保守的1950年代,必須奮鬥得夠久,也存活得夠久,最終其藝術成就才可能被認可。如果因為電影裡呈現了幾位目前看似成功的酷兒藝術家,便歸納所有酷兒藝術家均為成功者與中產階級,則是邏輯的謬誤。蔡老師亦提到,另外一個問題則是「倖存」(survived)與「成功」(success)是相同的嗎?倖存的時間性 (the temporality of survival),與成功的時間性和未來性的時間性 (the temporality of success and futurity),是一樣的嗎?她提醒提問者,在看待少數群體歷史比如酷兒歷史的時候,莫忘每位看似成功的酷兒藝術家背後,都有許多不可見的陣亡者。戴瑜慧慧老師也回應,藝術領域本就存在菁英與男性主導的狀況,如皇朝手提包所說「如何獲得認同」,在這個圈子僅有少數可以成名,而我們只能看到倖存者(survivor)。然而倖存是否就代表成功?戴瑜慧老師說道,生命政治、藝術實踐在短短兩小時片長所呈現的並非直接地傳遞幾位酷兒藝術家「為什麼會這樣?」的解答,而是旨在看見個人的獨特性、未來的可能。蔡華臻老師也說,本片並未給出一個確切的結論,比如從Barbara Hammer的片段將其醫療經驗於現場表演的呈現,這片段談論的並不只是個人單一的故事,而是關於群體為生存展開的行動,將存活轉化為生命的描繪。她最後並勉勵參與者,「如果此地有任何遭主流社會排除者,請謹記Barbara Hammer片段裡(註:Hammer已於2019年3月離世),在Hammer將自己的受苦經驗轉化為行為與裝置藝術後,同為藝術家的Marge Helenchild在現場所言的 「(We are not dead,) we are not dying…」。此為蔡華臻老師為放映做的總結,也為本次於或者書店展開一場學生、社區居民、老師、影像交流的魔幻時空劃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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