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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作為發言的位置——第二場境外生真人圖書館側記

2020-11-24

〈撕裂作為發言的位置——第二場境外生真人圖書館側記〉
(劉璧嘉/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學程碩士生)

撕裂從何而來?

普遍民眾在概念化地思考移動時,大致都只會覺得新的移動經驗只是舊有的居住經驗上一個添加的部分,是在舊的經驗上做一個「加法」而已,這個「加法」可以是對新的風土人情的掌握、對不同的社會的理解,或者是學會了新的語言、文化、觀點,但這些新的部分和舊的部分並沒任何衝突或過多的互動。然而,當移動去新地方的時間變長、移動的經驗足夠深刻,或者當移動變成了一種新常態時,移動對移動者的世界所造成的影響往往會超越「加法」邏輯。在一些情況下,舊的觀點可能被推翻、舊的認同也會出現稀釋甚至被完整地置換,在概念化地思考移動時,這也經常被當作是一種「減法/稀釋」的邏輯。然而,更多時候,移動帶來的影響並不一定跟隨著「加法」或「減法/稀釋」兩種像是「物理變化」的邏輯來進行,這場由境外生權益小組所主辦的第二場「境外生的真人圖書館」要講的是第三種邏輯——就是移動對個體所產生的的「化學反應」的邏輯。 

如果新的移動及居住經驗和舊的居住經驗之間產生了價值上的矛盾,而矛盾不能完全調和的時候,往往會練就出一種新的認同、新的感知甚至是新的批判。而在這個練就的過程中,就如同化學反應多會伴隨著放熱反應和吸熱反應那般,總是伴隨著激烈。顯現在個人身上時,它們往往是以「撕裂」和「不安」的模樣呈現的——而如果移動的兩個地方或多個地方本來的民間社會就是有著高度的矛盾,這種撕裂和不安更會被外部的社會因素加劇,因而被移動者更劇烈地感知。因為移動而帶來的新的經驗與舊的經驗之間,不能只是簡單清爽的二擇一,兩個或多個觀點會相互拉扯、打架、對話,像體內有多個「我」那樣,哪一個「我」才是「我」?還是,這些不同的「我」在爭吵後能達到一種內在的民主,練就著出不一樣的認同,甚至可以作為思想資源,去思考兩岸三地民間和平以至於民主的樣態?第二場由境外生權益小組主辦的境外生的真人圖書館題目名為「我心不/安處:三地境外生跨地經驗中的『撕裂』與『團結』」。三本「圖書」(講者)的共同特色,就是其移動的多個地點之間本來就有著政治矛盾或糾纏,使得移動帶來的化學反應——也就是撕裂和不安感——更為劇烈。康偉是從馬來西亞到台灣、隆秀是從台灣到中國大陸、Zelda則是從廣東到香港,再到更遠的地方去。三者因著移動所經驗到的化學作用,因著自身的歷史和地區的歷史,而呈現出不同的化學反應,但三者最後同樣對「國族—身分—政治」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大詰問,並嘗試找出內部和解以至於區域民間團結的可能。


康偉:無處可逃的「次公民」身份

康偉是馬來西亞華人,在台灣留學期間以馬來西亞外籍生的身分成立了「境外生權益小組」。康偉因為在華校唸書,雖然馬來西亞承認華校學歷,但國立大學並不承認;如果華校生選擇升讀私立大學,學費則相當高昂,因此華校生在本國的升學管道是相對狹窄的。長年以來,大馬政客都是使用族群政治去模糊化討論焦點,進而操控及邊緣化許多議題,做到規避政治責任的效果。而因為華人在馬來西亞是次公民,也容易會有「自己不屬於這裡」的「過客心態」,導致他們的政治積極性普遍偏低。不過,對於參加過乾淨選舉運動(Bersih)的康偉來說,他對於這種過客心態還是很警惕的。

承繼著馬來西亞華人在本國被社會性以至於制度性的排擠以及Bersih運動的洗禮,康偉來到台灣後很快就敏銳地察覺到不同的身分別如何使得學生之間有了不一樣的「等級」:同樣是來自馬來西亞,如果是被分別歸類在僑生或外籍生,就會有不一樣的待遇。這也讓康偉發現,在馬來西亞備受批判的族群政治,原來到了台灣也同樣存在,兩者內容不同,但邏輯同樣是對人進行分而治之。

來到台灣以後,康偉也並非一開始就找到自己想要耕耘的議題。他搞過校政、本地議題,也因為心繫馬來西亞而搞過關注馬來西亞政治的議題。然而,他對這樣的運動生活並不完全感到滿意,因為這些運動似乎無法直接回應他在台灣的問題:「當時就有一個很奇怪的斷裂感。我覺得我人不在馬來西亞,但是又想要做馬來西亞的事情,但又做不到」,「但當下在台灣的事情又沒有管道解決,譬如同樣來自馬來西亞的境外生遇到了勞資糾紛,在台灣又不知道怎麼處理」,「馬來西亞的政治又搞不好、台灣的處境又回應不了」。因為移動帶來的斷裂感過於激烈,也讓他必須要分析以至於質問這種斷裂感的本源。他認為,這種斷裂感其實並不只是因為和家鄉遙距離而帶來的不方便,而是自己對於無論是遙遠的馬來西亞議題,還是自己身處的社會和政治,都沒有介入的渠道,但這些社會氛圍和政治策略卻處處影響著他:「就好像作為外籍生一開始沒有健保,我冬天生病了也不敢看醫生。」這種「哪裡都沒有渠道」的斷裂感,迅速牽引出他作為馬來西亞華人一直以來的感覺:「因為我們是馬來西亞華人,在馬來西亞的時候是二等公民;但來到台灣以後,又繼續是外國人或二等公民。」

在馬來西亞,特別是Bersih前,康偉是這樣形容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我們好像一直都有一種藉口,我們到哪裡都不是真的公民,所以到哪裡都可以跟自己說抗爭是不重要的...... 」但Bersih好不容易才在馬來西亞開啟了一些克服族群政治的苗頭,以至於2016年反納吉的運動被警察暴力清場,康偉覺得自己應該腳踏實地去思考議題,特別是當下的、身邊的議題。此外,在境外生面對困難時,康偉身邊的台灣朋友和團體都展現了超越國族和身分別的關心:「當時遇到了高教工會的林柏儀,還有世新大學到現在還依然活躍在社運的曾福全等」,「譬如有高教公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反教育商業化聯盟、高教工會等都有給我們提供法律資訊諮詢」。以至於2016年後,在馬來西亞超越族群的運動經驗和台灣的運動緣分終於接連後,他開始著手建立關注境外生處境的境外生權益小組,並且積極聯絡其他對族群政治有批判性的團體:「當時花了很多時間去說服和遊說其他的移工移民團體去和我們一起開記者會,支持我們的訴求。很感謝衛促會、南洋姊妹會、TIWA最後的支持。」

康偉的故事中捕捉了許多移動者的共同感覺——斷裂、格格不入、不安。然而,他的故事的特殊性在於點出了這些不安感,並不是自然而然的對其他地方的「不適應」而已,而是社會以至於政府結構性地生產出來的。康偉的兩個居住地的政府都使用「二等公民」的手法對他喊著「你不屬於這裡」的聲音。在馬來西亞,那是政府為了模糊焦點、規避政治責任的手段,那到了台灣,他也不得不去反思這種「不納入」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反思疫情下的台灣,康偉會認為台灣政府其實沒有正視自己以國民身分別而建立的健保制度,實際上並無法做到社會保險的功用,最後只會使得社會被曝露在疫情的危險當中。而當台灣政府無法面對危機時,就只能將境外生(特別是陸生)當作替罪羊——儘管這未必是政府很有意識的陰謀,更有可能是冷戰必有的遺留、發酵和延續——即透過轉移內部問題和結構問題給外部,去化解內部的不安。「和台灣很容易把外人當成共匪一樣,在馬來西亞,冷戰的結構還是繼續延續、發酵。以前覺得外人是罪犯很危險,現在則是把外人當病毒很危險。其實邏輯是一樣的...... 但這不會讓我們的社會更加的進步。」境外生運動讓康偉明白要超越國族主義的重要性,不同族群合作去批判主宰自己又分裂彼此的政府——因此在台灣的馬來西亞僑生和外籍生也需要看到自己和陸生、港生、移工等不同的身分別,其實都是被政府結構性地生產出來的差異。實際的情況是,不同的身分別到最後其實是一環扣一環的在社會上互相依存,也因此需要相互扶持。

移動帶來的不安感或斷裂感,經常會被一般人認為是一個全然負面的事情,是沒有建設性的,也是「沒有入鄉隨俗」而出現的症狀,是一個需要克服的感覺。康偉卻用自己的故事指出,不安或許是一個思考和介入的位置,是帶有批判性和動能的,因為求得「安全」不應該是一種個人的修行,也是一個集體的運動和團結的原點。

隆秀:迷失在數個平衡宇宙之間

和康偉非常不一樣,隆秀從台灣移動到北京讀研究所的時候,並沒有需要面對作為「二等公民」的待遇:「台灣學生都是從特殊管道來到大陸唸書,我們是處於優勢的學習位置,在北京大學或是清華大學,台灣學生都有和本地大陸學生幾近相同的獎學金福利條件。」雖然制度上並沒有歧視或差別待遇,隆秀從台灣移動到北京讀書的經驗並不因此一帆風順。隆秀認為在北京讀書的時候,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在她的圈子中——無論是台灣的同學、大陸的老師、大陸的同學眼裡——都沒有折射出一個真正的「她」,讓她覺得自己作為台灣人的經驗曾被充份脈絡化地理解過。

在北京的台灣學生圈子裡,因為延續著台灣島內對於藍綠二元政治的認知,形成兩派台灣學生會組織。但因為隆秀本身就對藍綠二元政治感到厭煩,所以和兩派學生組織都保持著距離。而同時,其實兩派學生組織到最後都有某種殊途同歸——都共同強調著維護台灣學生權益和福利,並且同樣強調經貿發展和台灣學生認同 。因為兩者在結果上都把自己看成是和中國競爭或互相利用的關係,結果就是共構了台灣學生圈子中的高壓力和高競爭氛圍:「要比對岸學生努力,不然會輸給對方,不能丟台灣人的面子……等等」。在無形之中,這形成了隆秀在北京校園唸書的壓力與競爭意識。

這種把大陸學生視為假想敵的氣氛,也有其他的變體——譬如把個人競爭和經濟競爭等以政治競爭的方式表達出來。特別是在太陽花運動以後,比較認同西方民主價值的台灣學生會透過不停透過單方論證(又叫採櫻桃,即cherry-picking)的方法,透過穩固著中國「不但髒亂差,還要不民主」的形象,去維持自己對台灣認同。雖然隆秀也曾參與在太陽花運動之內,但卻無法認同這種單方論證的方法:「對於中國農村貧窮的想像與認知,在我的經驗裡是和中國大陸的城市知識分子不謀而合的,甚至有著直接重合的表述方式——農村人就是髒亂差、沒素質、沒文化等等。而在今天的台灣,則被取代為——『中國人』就是沒素質、沒文化髒亂差等等。這個部分跟我的聯繫,第一是中國大陸的城市上層知識份子掌握了對農村支配的話語,第二是在台灣中國內部的農村與城市的對立結構的話語,被冷戰話語所偷換、挪用,形成了台灣對中國大陸延續著冷戰後的對抗意識形態。」因著本身在台灣的運動背景和左翼政治認同,隆秀去北京從來不是抱著經濟、政治或個人的競爭態度。她更希望的是藉著去北京讀書的機會認識中國、認識社會,以及連結到自己作為外省人後代的歷史。但這些想望都無法在台灣學生圈子內部找到共鳴,她最後只能轉向在大陸的老師或同學。

然而,和大陸的老師的相處,不時也是讓她自己的台灣經驗被安放在一個「死」的位置去被理解和判定。她提到的一個很尖銳的例子是關於大陸的老師如何批評蔡英文:「蔡英文當選後的冬天,一次代課老師在500人的電影分析課堂結尾大罵蔡英文的親美叛國行為,讓我感到很震驚。」這種震驚是在於她意識到大陸普遍對台灣政治的解釋都異常的片面。就算她不認同台灣同學對大陸的許多偏見、就算她不認同藍綠政治、就算她不認同蔡英文,但她至少會理解譬如綠營台灣人背後要承載的許多複雜情緒。這至少包括了台灣經濟上的逐漸滯後的不甘,以至於台灣人時刻需要在「覺得中國強大,自己不能滯後」和「中國就是髒亂差蹲茅坑」兩個矛盾之間勉強分裂地遊走。但這些複雜性都被大陸老師以「親美叛國」簡單蓋過了。中國老師對她所展現的中國大陸,以及台灣同學所對她展現的大陸,彼此都是兩個外在於自己的「平衡宇宙」,以至於她在台灣同學和大陸的老師之間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有著撕裂的感覺。

和大陸同學的相處,因著時代和文化上的相近,本來是最有可能相互對話和了解的,但隆秀卻認為自己和這些擦肩而過了。回想起來,她似乎也為著自己當初的防衛心而感到可惜和難過。「 大陸學生對台灣學生的想像,主要以八〇年代後傳播的港台流行文化為主,我們又是經歷過千禧年的一代,2000年前後正是台灣作為華語流行文化發展蓬勃的時期......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剛進北大分配的宿舍的時候,我的室友一直在播周杰倫的音樂。」隆秀曾經笑說她是一個文青,沒有聽周杰倫的音樂,因此錯過了室友在放周杰倫的善意,只是以厭煩來理解:「我當時還不知道周杰倫在北京的影響力那麼大,只是因為沒怎麼在聽周杰倫覺得很厭煩。但我後來才理解那是室友對台灣流行文化的一種認同,還有對我表達友善、想要找到連結的方式,很可惜這種方式在我對『大陸的台灣印象』的不清楚之下被錯位理解了。」儘管這些和大陸民眾以至於社會更深入理解的機會是被錯過了,隆秀事後反思到,或許這些厭煩和錯位是溝通必經的挫折,是從不理解到理解的過程。以至於她笑說:「在往後的人生中遇到喜歡周杰倫的大陸人,都會讓我感到有同世代人的親切感。」但同時,她也提到在北京總是會聽到大陸學生向她申訴在台灣遇到過的歧視,而因為她沒有辦法建議比較好的處理方式,所以總是處於手足無措的狀態中。結果,「兩岸民間的接觸」也因此只是充滿挫敗和失敗,彷彿兩岸民眾遇到在一起,大多只會發生負面的經驗。

和康偉一樣的是,他們都嘗試在撕裂的感覺當中,透過使用撕裂作為思考的位置,並且透過運動去與這種感覺共處,讓自己不要陷入全面的癱瘓之中。隆秀和康偉的另一個共通之處是,他們都在遭遇過運動挫折後,選擇去異地讀書。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被選舉政治吸納後,隆秀感到非常的憤怒,因此對藍綠二元政治更為失望。而又因為她原本在台灣就有參加工人遊行或是在街頭衝撞的經驗,所以她對藍綠二元對立的批判,也是出於對工人階級的認同。到了北京後,她曾經希望在兩岸政權以至於民間的撕裂中,透過投入北京的工人運動去找到安頓身心和實踐理念的方法。但工人運動始終和她所在的北京菁英學府的生活經驗有著差距,兩者更像是兩個世界那樣,儘管在前者她會感覺到快樂,但回到學府她依然需要面對台灣同學、大陸老師和大陸同學之間的撕裂,以及其所帶來的日常挫敗。這因為此,她在分享的最後拋出一個問題:「除了維權的參與之外,還可以做些什麼?」移動經驗對隆秀來說,似乎並沒有讓她本來的經驗中有了對本身的經驗的加或減,她還身處在化學反應當中,摸索著「認同」的內涵,也或多或少質疑了整全的「認同」的可能。而面對「團結」的可能,隆秀似乎還沒辦法親身的體會到。

Zelda:在「風平浪靜」中不忘「撕撕更健康」

對於來自廣東的Zelda來說,香港是一個天氣好時肉眼可見、理論上游泳可達的地方。因此遠遠早在去香港念研究院之前,Zelda就已經感受過各種「跨境」:當地人人都看的香港電視頻道、來投資開廠的香港(和台灣)老闆、每家或近或遠都有的香港親戚,以及他們不時帶來的新奇零食和新潮時裝,當然還有不少對「大陸窮表親」的嫌棄。這種從小就已習慣了的邊界的模糊性和流動性,讓Zelda更清晰地看到過去十年裡身份邊界如何被迅速固化、身份政治如何被各種力量強化和利用。

對於很多廣東人來說,身份認同應該從來都是有點令人迷惑的問題。Zelda的母語是廣東的一種方言,父母至今只能假裝說「國語」——將廣東話變個聲調,而她自己的國語也一直帶著撇不掉的濃重口音。她笑說「每一次到北方旅行,我都被當作是香港旅客而被痛宰一番」。「同聲同氣」又熱愛「飲早茶」的香港人,在文化和地緣上對於廣東人來說自然更為親近。雖然截然不同的教育系統和社政制度時刻提醒著雙方的不同,但在很長時間裡,這些只是不那麼重要的問題。中國那麼大,有那麼多不同的人和文化,特別在廣東這種有著長久移民歷史的沿海地區而言,身份總是多層次的:對於省府廣州人來說,我們是鄉下人;對於香港和海外親戚來說,我們是老家親戚——「自己人」;至於外國人嘛,他們是「鬼」佬我們是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囉。

由於這樣的成長背景,Zelda到香港念研究院時既有著非廣東同學所沒有的融入便利,卻也未能完全倖免於跨境生都體驗過的格格不入感——而且恰恰因為她的「雙語優勢」而不得不直面這種格格不入。但Zelda認為這些感受不一定是壞的。在不同的環境、與不同的人群接觸,摩擦與不理解總是難免的,但這也代表著互相學習、獲取新知以及自我反思的機會。這也是為何粵港連結在中國歷史上起了不少重要作用的緣故,很多革新也源於此連結。近二十多年來,不少兩岸三地的民間交流也在香港發生,例如鄉建和可持續農業的工作坊。香港的特殊位置讓各地華人社會得以交換經驗、加深相互之間的理解。「很多人都很怕『撕』、怕吵架。我倒覺得『撕撕更健康』,總比繼續彼此不了解要好,如果可以撕而不裂就很好。」

Zelda在港唸書期間明顯感受到討論環境的惡化。2009年剛到港時,她還是可以和政見不同的陌生人心平氣和地進行討論,獲益不少。但當中港矛盾逐漸升級乃至有群體在報紙上花錢登整版的廣告指控大陸人是「蝗蟲」時,她震驚於基本上沒有學者或者公眾人物譴責這一明顯的族群歧視言論, 而她就讀的大學的一名教授在公開批評「蝗蟲」論後,紛紛被其好心的朋友提醒要小心家人的安全。在健康的公共辯論的缺失之下,是民眾情緒化的互相對罵。有一次Zelda在地鐵上看到兩個人吵架,其中一個罵對方是「蝗蟲」,被罵的人又好氣又好笑地吼回去:「什麼蝗蟲?我是香港人啊!」這荒謬的一幕只不過是香港這個移民社會的縮影:誰算「真」香港人?在不受譴責的歧視之下,無人可以倖免。身份開始被政治化和固化,大家越來越被迫選擇單一身份硬套在身上以作敵我辨認。

伴隨身份固化而來的,還有各種「認同大禮包」的綑綁「贈送」:「特別是上年反修例風波中,就算你只是為香港說一句話,你就可能被打成分裂份子、不愛國。另一邊也一樣,哪怕批評運動的某些策略也很容易被貼上中共同路人、不民主、不進步。」這基本上代表民間已沒有可以作具體討論的空間,被迫站隊。但現實永遠比非黑即白要複雜得多,本來跨境生可以起到增進互相理解的橋樑作用,而不少勇敢的在港內地生也的確嘗試分享他們的觀察,但卻越發嚐到夾心人的苦楚。

「2014年佔中的時候還不是這樣的。當時我的廣東朋友會主動問我的在地觀察,相互之間也會進行辯論,雖然也是十分激烈,但我相信兼聽則明、越辯越明。」但到了2019年反修例風波,內地的朋友圈卻是「風平浪靜」,已經沒有了具體討論的意願和空間,連粵港之間都出現了一道「敵我」鴻溝,還沒撕就已經裂了。「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想多說什麼,最多是在Facebook上轉轉新聞,希望大家能先看事實,不要急於下結論。但只是因為這樣,也有不少朋友與我『友盡』(注:友誼走到了盡頭)。我當時苦笑著和身邊的人說,這個風波再繼續下去的話,可能我就沒有朋友了。」

從粵港的視角看,這種民間關係的快速惡化並非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因為來港的內地人多了搶佔資源,或者因香港人歧視內地人而自然發生;粵港在更長的歷史維度上,有著長期的深度往來、資源互補和各方面的合作,而像Zelda這樣的廣東人,從小就多少經歷過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歧視——這和不同地方的中國人之間、或鄉民之間的相互歧視,倒也沒多大差別,就像是大城市會歧視周邊小城市、城裡人會歧視農村人一樣。所以值得深思的是,過去短短十年間發生了什麼?Zelda認為背後有不少深層次的政經問題,都被身份政治的吵吵鬧鬧所遮蔽掉了。2014年有一篇文章的標題給Zelda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仍然覺得那值得玩味:「中港富人聯手數錢,兩地窮人頻頻對罵。」而很多本來需要解決、且可以被解決的問題,也因為中港問題的高度政治化而變得不可觸碰,例如內地學生、新移民在香港每天都面對的歧視問題。在政治對立的大背景下,族群歧視被正當化、也變成了政治情緒的一個發洩出口。

Zelda最後回想她2009年第一次來台灣參加交流活動時,被安排在養老院與一位國民黨老兵聊天,而老兵一聽她是從孫中山的故鄉來的,立刻老淚縱橫。他19歲時被國民黨帶台灣,一直與家人分開。九〇年代他終於被允許回大陸尋親,卻因時移勢易,回去了兩次卻怎麼也找不到了。他哭著說:「我這輩子就這麼孤伶伶了。」「在政治洪流的裹挾下,會出現很多個人的悲歌,這些是我希望我們可以盡力去避免的。而堅持理性交流,重建相互理解,是我們目前可以做的。」

真人圖書館的特定修辭下所運轉出來的對話空間
乍看之下,真人圖書館彷彿只是一個設計精良及修辭另類的講座。真人圖書館中,講者叫做「真人圖書」、聽眾叫做「讀者」,而場地規則叫「閱讀守則」。沒有參與其中,或許不一定能了解這些修辭的意義。但當你在參與到裡面去的時候,你才會發現到這些修辭的魔力。「讀者」的修辭召喚出的,是一種一般人在圖書館閱讀時會出現的狀態——耐性、安靜、認真、但不一定拘謹。而當講者把自己的經歷當成「書」去敘述的時候,也召喚出了「寫書」時會有的狀態——慎重、緩慢、整理。而這些,剛好就是我們在快速的網絡時代會忽略的東西,也是當代社會運動要面臨的網絡口水戰中,極其重要、卻又最為缺乏的一些特質。一方面,口水戰使得運動紅得很快、黑得很快、傳播得很快、反應得很快,但也同時窒礙了平等的溝通、對話、了解、以至於和解等進程。
真人圖書館所分享的經歷,對真人圖書(講者)來說,無疑都是帶有感情濃度的,而這些經歷也只能在這種比較安全、緩慢的空間,才可以被調度出來。舉辦一兩次真人圖書館活動,當然談不上能對民間撕裂帶來徹底的和解。但相信來的人還是可以帶著這種圖書館特有的安寧和勇氣,去面對日常因著社會撕裂而帶來的、容易將人淹沒的非理性討論。社會的和解當然需要更大範圍的計畫去處理,但至少在今天這個空間,在這個真人圖書館的場域內,相信無論是讀者還是書本,都形成了一種抽象的創傷互助,這也將成為我們日後思考如何縫合社會撕裂的重要情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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