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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 Peasant Workers and the New Working Class:On Contemporary Class Issues in China


出版時間|2018-11-00

作者|潘毅、沈原、孟捷、李怡樂、任焰、盧暉臨、郭于華、黃斌歡、黃宗智、鄭廣懷、張慧鵬、許怡、佟新、何明潔、張銜、汪建華、邱林川

出版社|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ISBN|9789869622042

簡介

中國社會改革的縮影──
勞資矛盾、工人抗議、階級力量凝聚
挑戰著中國社會看似「和諧」社會的根基

 

新工人階級是中國社會生產關係和制度變革的產物和主角,它又如一個縮影一般,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會衝突和矛盾。

在「世界工廠」和「大工地」上,我們儼然看到了一個以地產和工業資本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到來和迅速膨脹,它們一面世,就成為新時代社會關係的中心和主導;另一方面,我們也見證了新工人在艱難掙扎求生存的苦難,以及一個新興工人階級孕育的艱難歷程。

本書作者們大多受在前線運動者的經驗啟發,他們在近年來的田野看見的是,不斷興起的大小起工資、罷工等運動,在在說明了階級矛盾激發團結抗爭的可能性。作者們以這些觀察與既有階級理論進行對話,他們亦認為能夠「落地」觀察工人或其他底層階級的生命以及勞動過程,或能有更批判、有機的研究成果!收入這本文集的文章有十七篇,從不同側面反映了改革以來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的過程。我們再將這些文章分為上篇──縱論:新工人階級的形成辯論;中篇──從半無產階級到無產階級的辯證歷程;下篇──工人階級的力量:實證與辯論。

※聯合推薦──
吳介民(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永毅(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林宗弘(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林淑芬(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陳素香(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陳信行(世新大學社發所)、黃德北(世新大學社發所)、劉紀蕙(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藍佩嘉(臺灣大學社會系)
 

編者簡介 |

潘毅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人類學博士,現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勞工、移民、性別、社會主義歷史等研究。著有Migrant Labor in China: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任焰譯)、《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牛穎譯)等多本中英文著作。2005年憑著作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獲美國「C. Wright Mills」獎,為首位獲此獎的亞洲學者;此書已有法文、德文、義大利文、波蘭文、中文等翻譯版本。研究論文陸續發表於Current Sociology、The China Quarterly、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The China Journal、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等知名期刊。合著與合編的中文著作有《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 (與盧暉臨、張慧鵬合著)、《我在富士康》(與盧暉臨、 郭于華合著)、《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與沈原、郭于華、盧暉臨合著)、《蘋果背後的生與死:生產線上的富士康工人》(與Jenny Chan、Mark Selden合著)等。

孟捷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CSSCI來源集刊《政治經濟學報》主編。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經濟系、京都大學(Kyoto University)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聯合國大學馬斯特里赫特創新與技術經濟研究所(UNU-MERIT)等機構訪問學者。

歷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所教授。2017年9月入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任復旦大學特聘教授。著有《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價值和積累理論》等著作,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世界經濟》、《政治經濟學評論》等期刊發表論文數十篇。譯著有《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Ernest Mandel著,與李民騏合譯)、《理解資本主義:競爭、統制與變革》(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Frank Roosevelt著,與趙準、徐華合譯)等。作為叢書主編組織出版了「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譯叢」(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共七種)。
 


目錄 |

前言 潘毅

上篇 縱論:新工人階級形成的辯論
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  沈原
改革以來勞動力商品化和僱傭關係的發展:波蘭尼和馬克思的視角  孟捷、李怡樂
農民工的隱喻:無法完成的無產階級化  潘毅、任焰
世界工廠的「中國特色」:新時期工人狀況的社會學鳥瞰  郭于華、黃斌歡
當代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的身分認同、情感與集體行動  盧暉臨、潘毅
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化時代的宿舍勞動體制  任焰、潘毅
重新認識中國勞動人民:勞動法規的歷史演變與當前的非正規經濟  黃宗智

中篇 從半無產階級到無產階級的辯證歷程
在當前中國開創一種抗爭的次文體:工廠裡一位女工的尖叫、夢魘和叛離  潘毅
傷殘農民工:無法被賦權的群體  鄭廣懷
階級的形成:建築工地上的勞動控制與建築工人的集體抗爭  潘毅、張慧鵬、盧暉臨
壟斷資本與中國工人:以富士康工廠體制為例  潘毅、許怡
中國服務業的工作和勞動關係:以星級飯店業的工作和勞動關係為例的研究  佟新
勞動與姐妹分化:「和記」生產政體個案研究  何明潔

下篇 工人階級的力量:實證與辯論
中國現階段罷工的性質、原因與政策建議  張銜
當代農民工的抗爭與中國勞資關係轉型  郭于華、沈原、潘毅、盧暉臨
實用主義團結:基於珠三角新工人集體行動案例的分析  汪建華
告別「i 奴」:富士康、數字資本主義與網絡勞工抵抗  邱林川


前言 | 

潘毅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中國不但成為世界工廠,也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創富中 心。中國的生產方式與社會關係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與此同時,一個世界上最龐大的新工人階級正在默默地形成。在遍布全國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有千千萬萬的農民工,他們建設了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和深圳這樣讓世界矚目的國際都市,創造了今天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蹟,讓很多中國人可以陶醉在大國崛起的夢幻中。
       當我們陶醉於光鮮的城市面貌,嘆服於資本改變世界的魔力時,我們卻遭遇上這樣一群人:在林林總總的工廠中重複著忍耐、麻木、憤怒、離開的一次又一次的迴圈,漂泊於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新工人。在自殺式地反抗之餘,富士康蘋果生產線的工人寫過一首名為〈在這裡〉的詩,他們用吶喊的方式表達了工人的迷茫與不滿:

              流水線帶走的不僅僅是K93
              還帶走了我們的青春
              泡棉襯托著完美的蘋果/卻襯托不出我們的明天
              掃描儀喊出了每一聲OK
              卻喊不出我們內心的FAIL /二十四小時耀眼的燈光照亮了5S
              也照混了我們的白天黑夜
              千萬次的重複動作打造了完美機台
              也挑戰著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每一顆螺絲努力地旋轉
              卻轉不出我們想要的未來
                                                                                   ─〈在這裡〉(富士康工人仁興等)

       富士康,全球最大的一家電子生產組裝企業,也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家代工廠,擁有中國工人一百四十萬人。富士康的總收入占全球電子製造產業總收入的50%以上,2012 年其出口額高達1,295 億美元,2013 年富士康躍居《財富》全球五百強第三十位。富士康的成功似乎證明了中國在崛起,也證明了出口導向模式的創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機情況下。它也驗證了全球資本主義正以超乎我們想像的速度進行著資本擴張,一些亞洲資本和國內製造商利用廉價的農村工作力進行密集型加工製造,賺取巨額利潤,並成為全球加工製造業主導者。富士康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富士康的百萬工人更是新生代工人階級形成的縮影。
       但是,隨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勞資矛盾急劇增加,工人不斷地抗議,階級力量不斷地凝聚,每年幾萬起的集體行動已經挑戰著「和諧」社會的根基。在再一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們認為,對中國改革方向的思考不能離開對當下生產方式以及勞動關係變化的思考與探討;亦唯有如此,才能探索中國新工人階級的出路和未來。

一、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經濟改革

      中國新工人階級,從第一代到第二代,已經伴隨著中國走過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他們的經歷折射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弔詭:在一個告別了貧窮,走向富裕的年代,他們還是一樣的赤貧,一樣的一無所有。
      上個世紀七、八○年代,中國的國門重新打開,再次接受世界經濟體系的挑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戰後的黃金發展時期,一方面經濟繁榮、社會相對穩定,另一方面也潛藏著資本主義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機,急切尋找擺脫危機的突破口。以柴契爾、雷根上台為標誌,西方國家告別高福利、高保障社會政策的時代,全面轉向新自由主義,大規模推行私有化,開始了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新時代。東亞新興經濟體抓住西方國家產業轉型的契機,吸納歐美跨國流動資本,以出口導向型產業發展模式參與到世界經濟體系中,最有名的當屬迅速崛起的「亞洲四小龍」(許寶強、汪暉,2001:9-10)。
       面對西方世界的繁榮表象,以及東亞國家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社會菁英對發展表現出急切的心情,對計畫經濟時期的發展模式產生嚴重質疑,痛感共和國錯失了前三十年的發展機遇。方興未艾的經濟全球化引發社會菁英集團對中國球籍問題的熱烈討論。整個社會沉浸在一種危機的氛圍之中。官方開始「撥亂反正」,結束了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過去的發展模式被歸結為「極左路線」,受到徹底的批判。
       在徹底否定過去之後,中國應該走向何處?社會菁英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在他們看來,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最先進的國家,美國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識分子走出國門,踏上了海外求學的道路。在歐美的大學裡,他們接受了當時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並把它當成是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靈丹妙藥。他們將新自由主義帶回中國,使之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的主導思想。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看來,中國經濟增長緩慢,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體制下,國家對經濟全面的控制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公有制被簡單地等同於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缺少激勵機制,只能滋養懶人,計畫經濟體制被認為過於僵化,導致經濟缺乏活力。在他們看來,只有市場化才是中國發展的唯一出路。市場這隻無形的手能夠自發調節供給和需求,優化資源配置,實現效率最大化。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能夠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市場還作為一種解放的力量,將人們從國家的控制下解脫出來,帶給人們更多的自由空間。然而弔詭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信奉市場力量,強烈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但他們所要推行的改革恰恰是靠國家這隻「有形的手」推行的。
       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國家在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並維持土地的承包權長期不變。包產到戶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糧食產量,短短幾年農民的生活水準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釋放的生產力很快耗盡,包產到戶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頸,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沒有辦法實現生產力水準根本性的突破,農民對公共事務缺少參與,集體經濟時期興修的農田水利等公共設施逐漸被荒廢。農業的收入越來越難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求。隨著城鄉分割制度的鬆動,大量農村「剩餘工作力」向城市轉移,開始形成中國的民工潮。所以說,中國的「剩餘工作力」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是建立在瓦解集體經濟的基礎上的。
       中國的農村土地改革確立了小農經濟的主導地位。農村生活資料、醫療、教育等的逐步商品化驅使農民必須賺取更多的現金才能維持生活,個體農民不得不面對市場化的生產與再生產。農民生活中現金開支的不斷增加使得農業生產收入愈加入不敷出,打工也因此成為增加收入的必由之路,同時亦為城市工業化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工作力供給,為中國「世界工廠」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這是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的社會根源。
       八○年代之後,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對國有工業企業進行改革,逐步「放權讓利」,實行承包制,給企業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計畫經濟模式,引入市場機制,實現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用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去調節經濟。在所有制方面,大力扶持私營經濟的發展,推行國退「民」進的策略。九○年代中後期開始,國家又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打破鐵飯碗,告別終身制,實行勞動合同制,作為國有企業的單位不再負責職工的社會福利,國有企業從追求社會效益轉向追求單一的經濟效益,一方面導致大量國營工人的下崗,另一方面企業大量招用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工作力。這樣一來,一個具有資本累積性質的市場經濟便逐步形成。
      農村與城市的改革,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城鄉分割更為嚴重。一方面大量農村工作力不得不進城打工,成為新興工人階級主體,另一方面國家依然維持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行政壁壘,製造出「農民工」這樣一種特殊的身分。「農民工」是改革的產物,象徵著一種時代的創傷。而這種創傷讓農民工難以完成自身身分的轉變,為資本肆無忌憚地榨取他們的剩餘價值提供了社會基礎。
       伴隨著農村生產方式的變遷,城市的勞動關係也急劇發生改變。國有企業的改革帶來了產權性質的變化,這一過程表現為兩個階段:從國營企業到國有企業的轉變,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為了與外資和私營資本競爭,「甩包袱」成為國企的一種策略。工人大規模下崗,一些國企的生產資料也被私有化,而繼續運營的國有企業則以更廉價的工作力即農民工替代了舊有的國企工人,造成了國有企業的派遣工問題。這一過程從根本上改變了工人與企業、工人與國家的關係,國企工人的「主人公」地位不復存在。
       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長,成為僅次於美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資本和政府都積累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但同時也讓中國從一個相對平均主義的國家迅速變成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家。地產商的財富神話同幾千萬建築工人的處境和富士康工人的自殺形成鮮明的對比,成為這一後果的極好的註腳。

二、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

       從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來看,今天中國所出現的大量城鄉人口流動並非史無前例。18 世紀的英國,20 世紀的亞洲四小龍,以及現在的南亞與拉丁美洲,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歷工業化的某個階段都出現過農村工作力向城市大量轉移的現象。在馬克思看來,這種轉變是一個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所謂無產階級化,是指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轉化成為「自由」工作力的過程。無產階級化過程往往伴隨著勞動者空間的轉移和身分的轉變,從農村遷移到城市,逐漸扎根,形成新的社區,從農民轉化成為工人。其結果是工人的命運最終依賴資本積累和工作力商品化的程度。這些(無產階級化的)工人既不擁有也不能支配他們的生產工具、他們加工的原材料以及他們生產出來的產品。這一過程通常是由市場力量所決定的。實際上,這個過程貫穿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整個歷史。
       中國農村土地改革與城市國企改革一方面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分離,另一方面使勞動者以僱傭勞動的方式與生產資料再度結合,由此奠定了新的生產方式和勞動關係的基礎。農民工問題的出現則正是這一轉變過程的產物。直面這一議題,我們首先需要釐清農民工問題的根源:一方面城市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工作力,另一方面城市又不願為其提供再生產所需的政經條件。這一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表現為農民工在農村仍然擁有一小塊土地,儘管這些土地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其生存之需,最多只能承載微弱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已。隨著「圈地運動」的擴展,各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將農民的土地徵收變成廠房,農民已經失去了土地這一基本的生產資料;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農民將終身在城市生活,成為產業工人。農民工的存在助推了城市資本的低成本擴張,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然而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卻並沒有使中國的產業工人擺脫農民的身分,誠如「農民工」這一稱謂所表現的,他們仍然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並因此喪失了本該擁有的權利和地位。
       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之後的無產階級化過程,除了受到市場力量影響之外,更受到更大的國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預。國家保留了農民的土地,然而這塊兒土地卻遠遠不能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國家卻不給他們城市居住的合法身分,也不提供他們在城市進行工作力再生產的條件,這讓他們的無產階級化過程變得異常漫長而艱難。很多的農民工已經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他們已經很少從事農業勞動,農業收入也只占他們家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們依然沒有辦法徹底擺脫農民的身分,依然沒有在城市定居的合法身分,依然沒有辦法在城市裡找到一個可以安置自己家庭的空間。他們的工作力再生產還要部分地依靠農村來完成。作為一個勞動主體,他始終是殘缺的,始終處於未完成狀態。

三、無產階級化與馬克思

       馬克思用英國的經驗理解工人階級的形成。當時的英國,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大量工作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從農民轉化成為工人。在馬克思看來,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在《資本論》裡,馬克思集中處理的是工人和資本之間的矛盾,他認為資本對工人剩餘價值的壓榨會激發工人的反抗,導致工人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轉化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馬克思是在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中理解資本主義的,馬克思所指的資本是典型的資本,他所理解的勞動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社會契約基礎上的勞動者,工人和資本家之間訂立了平等的契約關係(查克拉巴蒂,2005)。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工業化伴隨著工作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但因為制度性的障礙,他們沒有辦法轉化成為工人,他們和資本之間難以建立自由平等的契約關係。今天中國的無產階級化不僅僅是一個資本操控的過程,更沒有辦法迴避國家扮演的重要角色。
       馬克思意義上的勞動者是一個具有勞動關係的勞動主體,他所討論「勞動從屬於資本」(subsumption of labor)的過程,發生在勞動者進入生產領域之後,從屬的結果是勞動價值被資本剝奪。而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農民工,在他們進入生產領域之前,其勞動關係和勞動主體身分就已經經歷了一次從屬於國家和體制的過程,當他們走入城市,進入生產領域之後,又進一步遭遇從屬於資本的過程,換言之,中國農民工經歷了一個「雙重從屬」的過程,這意味著其勞動價值被剝奪的程度更為嚴重。
       我們從階級的角度出發,理解今天的農民工,除了要理解宏觀的階級結構、階級關係以外,還要理解他們的階級身分、階級地位形成的複雜過程。一方面因為保留了農村的土地,農民工的工作力再生產部分地被放在農村來進行,國家和資本不斷強化他的農民身分,另一方面,他們在城市裡沒有作為一個勞動主體的合法身分,國家在他們的工作力再生產過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他們的身分變得模糊起來。回到馬克思對於勞動異化的思考,馬克思所講的異化是在生產領域的異化,一方面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作為一個勞動主體他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勞動過程,另一方面,他也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勞動產品,他和自己的商品產生了對立。而我們今天的農民工在馬克思意義上的異化之外,還有更深一層的異化,這就是他們作為一個勞動主體同自己「農民工」身分的異化。農民工所經歷的是雙重異化的過程。
       今天中國的新工人正處在雙重從屬和雙重異化的狀態。馬克思《資本論》中詳細描述英國工人工作和生活狀況的材料基本上來自於英國政府的檔案,其中有關早期資本主義殘酷剝削的材料更是直接來自於隸屬英國政府的工廠觀察員的報告。當時的英國政府出於為資本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的考慮,通過各種措施試圖限制資本的過度剝削,而今天的中國,國家對勞工狀況的關注和調查遠遠比不上19世紀的英國。國家體制更進一步通過維持他們「農民工」的身分,在資本剝奪他們的勞動價值之前,把他們的勞動價值貶低。農民工的身分代表了卑賤的社會主體地位,給他們打上次等公民與次等勞動者的烙印,這就是當代中國農民工的身分政治。

四、市場、商品化與社會保護

       馬克思從資本和勞動的矛盾去理解資本主義體系,他重點闡述的是資本的運作邏輯。與馬克思不同,波蘭尼(Karl Polanyi)從市場的擴張和社會的自我保護來理解18 世紀以來的人類歷史(波蘭尼,2007)。對於起源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及其劇烈的社會變遷,自由主義思想家發展出一套自我調節市場(self-regulated market)理論,這種理論的核心信念在於,市場能夠自我調節,實現效率最大化,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都會對市場造成不良後果。在波蘭尼看來,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自我調節市場並沒有給人類創造更大的自由與幸福,反而導致人類社會的災難,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自我調節市場的惡果。
       蘭尼主要的理論貢獻在於提出了「雙重運動」。他認為市場從來不是人類經濟生活的主要形式,市場總是嵌入(embedded)在社會之中,受到社會的控制,只是晚近兩、三百年以來,市場逐漸擺脫了社會的控制並不斷擴張,試圖把一切生產要素─包括工作力、土地與貨幣─都商品化,這就是波蘭尼「大轉型」的含義。波蘭尼認為自由主義者所設想的自我調節市場完全是一個烏托邦,想要創造一個完全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就必須對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進行徹底的商品化,而這必然導致毀滅性的後果。在波蘭尼看來,工作力從來就不是商品,它被當成商品只能是虛構的商品。市場將工作力商品化的趨勢遇到社會的自我保護。自我調節市場的每一步擴張都遭到社會的反抗,這種保護性的反向運動不僅僅是工人階級的反抗,而是包括所有的社會階層,國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今天的中國,市場化一路高歌猛進,中國的經濟改革歷程就是一個市場不斷擴張的過程。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已經控制了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但中國社會出現的反向運動並沒有像波蘭尼所說的那樣強有力,沒有能夠阻止鐘擺繼續擺向極端。波蘭尼認為國家是社會保護的重要力量,但中國的市場化恰恰是在體制的推動下進行的。一方面國家菁英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用強有力的手段推行全面的市場化,另一方面,國家為了化解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制訂出各種各樣的法律和制度去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國家同時承擔了雙重角色,而這兩種角色是相互衝突的,沒有辦法協調,其結果就是:國家在勞動立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保護力度上甚至超過很多發達國家,但這些法律和制度卻都被嚴重架空,成為一紙空文。這種相互衝突的國家角色,無疑是患上了一場精神分裂症,一方面為工人階級製造提供勞動保護的幻想,另一方面又不斷讓打工者對國家的期待落空。
       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市場化改革能夠催生出一個市民社會,帶給中國社會更多的自由空間。市場化改革確實為中國造就了一個城市中產階級,但是我們卻並沒有發現中產階級能夠像波蘭尼所設想的那樣和工人階級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去對抗資本,進行一場社會保護的反向運動。反之,城市的中產階級,站在現代文明的高度上,通過過度的消費,與資本分享著農民工的剩餘勞動價值。他們在現階段所提倡的環保運動,也沒有打算與工人運動結合起來,進行一場跨階級的反商品化運動。
       近些年來,從民間到官方似乎都一致地認為農民工的稱謂已經不合時宜。一些地方開始將農民工改稱「新市民」、「新公民」、「異地務工人員」等,這些嘗試即便不是完全沒有意義,最多也不過是出於善心的聊以自慰罷了。農民工問題是由一系列不平等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因此,造成歧視的不是名稱,而是農民工作為產業工人的無權地位,這種無權地位一方面極大地便利了資本的積累,同時亦服務於城市化的進程,造成一種建立在資本擴張基礎上的城鄉不平等新格局。因此,問題的解決依賴於制度的改變,從根本上終結農民工的生產體制;唯有如此,廢除「農民工」的稱謂本身才具有意義。
       另外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是「蛋糕論」。長期以來,許多人認為只要蛋糕做大,就一定會人人有份、惠及所有人。然而時至今日,我們看到「共富」仍然遙不可及。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蛋糕已經不小,但同時基尼係數亦位居世界前列,農民工仍然賺取著排名世界倒數的微不足道的工資,顯然,「做大的蛋糕」並沒有做到人人有份。我們認為,做蛋糕的方式決定了蛋糕的分配方式,正是當下這種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導致勞動者成為資本的附庸,淪為資本賺取利潤的工具;勞動者的主體性地位不復存在,利潤的獲取以壓低勞動者所得為代價,貧富分化也就不可避免了。權力的資本化和資本的權力化結合,使得勞動者既無權參與決定做蛋糕的方式,因而也無權決定蛋糕的分配方式,前者決定了後者。因此,歸根結柢分配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生產方式的問題,而解決問題的關鍵則在於改變「做蛋糕」的方式,只有勞動者參與生產決策的權利得到保障,一種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才能確立。因而,如何走出中國目前的發展困境以及由此帶來的嚴重的社會矛盾,關鍵是在反思整個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從根本上調整勞動關係,解決廣大勞動者的出路問題,重新賦予其主體性的地位。

五、工人力量與階級形成

       眾所周知,階級分析的中心性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原則。然而,20 世紀中期以來近半個世紀的西方馬克思理論的發展,基本上是質疑和否定這一原則的過程。西方左翼知識分子深深地為西方社會的一個現象而困惑:被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階級,為什麼遲遲不起來擔負起它「本應承擔」的使命?換言之,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性為什麼遲遲沒有顯現出來?他們從不同的方向解釋這一「為什麼不」的問題,卻共同建構出了一個階級結構、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之間可能存在背離的巨大空間。在馬克思那裡,雖然有「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的區分,但是階級結構、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這三者的內在統一性是預定的,「自在」到「自為」的轉化也是自然而然的歷史過程,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必然帶來階級結構的簡單化和尖銳的階級對立:「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預言的革命還沒有來臨,相反西方社會在二戰之後走向相對繁榮和穩定的通道,為了彌合西方現實社會進程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鴻溝,「後馬克思主義」的西方學者發展出一系列豐富的解釋,其中有三個方向特別具有影響力:其一是「意識形態的危機」說,認為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製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識形態,連同消費主義文化,成功地阻礙了工人的階級覺悟的發育(盧卡奇,1999)。其二是「多元認同」說,它批評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主義」和「階級還原論」,認為經濟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分認同的一個維度,性別、族群、宗教、文化等多種社會因素都參與到工人認同的構建中,換言之,工人未必按照生產關係中的位置來認識自己的處境和利益,更談不上行動了(Laclau and Mouffe, 1985)。其三是「中產階級」說,它注意到西方社會工人「中產化」的趨勢,就經濟上的剝削角度而言,中產階級與普通工人一樣不擁有生產資料,具有工人階級屬性,但是就勞動生活經驗中的異化角度而言,中產階級又因其對知識、技術和組織的操控和工作上的一定自主性,較少具有工人階級的異化感。因而,中產階級具有比較矛盾和模糊的階級位置(Wright, 2000)。
        將工人革命性的喪失歸咎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構建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獨立性與支配性地位。也正因為此,這些學者會熱切地將文化革命時的「毛主義」視作法寶,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用作對抗資本主義霸權的武器。然而,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實際上正在疏離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本質,將生產關係、剝削從社會結構的核心中「移植」出去。「中產階級」說看到了西方社會結構自身發生的變化,但是由於缺乏第三世界視角,不可能從全球經濟分工的不平等中把握西方社會階級結構的歷史階段性,反而容易將其視作當然。如此看來,後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會內部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另外一方面過分誇大了意識形態的效用。分析起來,「告別工人階級」在西方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後果,而且有著客觀的社會基礎,簡單說,第一世界的西方正是通過剝奪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將階級矛盾轉移為民族國家的矛盾,得以在國內維持一支龐大的中產化的工人隊伍,從而削弱了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性;與此同時,這種轉移也在第三世界國家裡製造了更為嚴重的階級矛盾。
        回到中國,改革開放同時也是一個逐漸捲入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歷史進程。伴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與「世界工地」,一個多達兩億的龐大的農民工群體逐漸形成。可是在如何理解農民工的社會地位,造成農民工困境的原因等重要問題上,卻存在著重要的分歧。其中一個非常核心的分歧是是否應該以階級的視角來看待農民工問題。目前占據主流地位的階層視角與新興的階級視角之間的分野,不單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否存在於中國的認識上,而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社會性質和社會矛盾的判斷,以及對當下的社會矛盾是否建立於根本的利益對立,是否可以調和與避免的認識上。階層視野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內在對立的結構性因素,主張不同階層之間利益調和與社會流動的可能性。階層視野期待通過分配制度的改善、法治的健全、農民工教育水準的提高等途徑解決農民工問題,也就是說他們相信通過創造更好制度文化的努力可以調和社會矛盾。更甚者,一些學者甚至將農民工的出現本身就視作農民向上社會流動的一種體現,而根本不顧及造成這種流動的背後的剝削關係。
       而階級視野突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內在利益對立的結構性基礎,強調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不可避免的勞資衝突,主張只有將處於失語、錯位和扭曲的階級話語拯救出來,才能夠直面和回應產生利益對立、製造社會不公的結構性根源。在階級視野中,農民工問題主要是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方與失去生產資料的勞動者不對等關係的體現,農民工問題的提出,不單是要處理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的階級衝突的普遍議題,而且是要特別地關注一個處於後社會主義轉型歷程中的中國工人階級形成的特殊主題。階級視野認為,農民工問題的解決離不開農民工這一階級主體的誕生與抗爭,離不開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改變與再造,也就是離不開對於結構性格局中的生產關係與分配關係的實質性變革。
        在西方社會理論界「告別工人階級」的時候,弔詭的是我們卻正在中國真實地面對一個龐大的工人階級的艱難誕生的歷程。為了給強調個體主義、專業主義、機會平等和開放市場的新自由主義話語掃清道路,階級話語在中國被有意無意地或扭曲或壓制,在這個意義上,被投擲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中的兩億農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時」的意味,然而,他們以對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剝削的最直接自發的反抗,頑強地將多方力量遮蔽的階級結構及階級對立暴露在世人面前,並呼喚自己作為一個階級存在的合法性。
        在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過程中,資本總是過於強大,工人相對來說處於弱勢地位。那麼工人的集體抗爭力量究竟在哪裡?懷特(Erik Olin Wright)詳細區分了工人階級力量的不同來源。他指出了兩種主要的力量來源,一種是「結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另一種是「結構力量」(structural power)。結社力量指的是工人形成集體組織的各種基礎。結構力量指的是工人在經濟系統中的位置,反映的是工人的議價能力(Wright, 2000: 962)。結構力量與結社力量分析框架的引入,為我們探尋工人階級抗爭提供了可操作化的中層框架。正如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所言,「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對工人抗爭的研究需要我們走近具體的工人,探究他們所承載的具體的抗爭力量(裴宜理,2001:328)。
        在當今的中國,新工人的階級形成與階級行動面臨一系列不利的條件。就「結社力量」而言,他們缺乏罷工等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通行的制度化抗爭管道,也沒有工會等現代社會的組織支援,甚至連行會、幫會等傳統的組織都缺失。就「結構性力量」而言,又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討論:其一,新工人的半無產階級化狀態使得他們無法獲得一個完整的工人身分,他們的身分認同徘徊於農民和工人之間,影響了他們的階級意識與行動能力;其二,在許多行業中,分包勞動體制將工人分割安排在一支支小規模的包工隊中,難以通過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影響生產過程,此外,包工制度的遮蔽性,經常成功地將工人的抗爭拖延到生產任務完成之後,使得工人在工作現場的議價能力大大降低。然而,所有這些不利條件都不能杜絕工人的抗爭行動,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總是源源不斷地製造出勞資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並經常突破工人的底線,將他們推入到忍無可忍的處境中。不斷積累的鬥爭經驗也逐漸改變著工人自身,他們在學習和成長,學會如何去在夾縫中生存,如何去和資本與權力周旋、對抗。工人們最基本的經驗是:「只要是人多,什麼事情都好辦,人多你一鬧,老闆就把錢給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時候老闆就不拿你當回事,隨便找個理由就拖著你,有錢也不給你。」
       在生產線、工地上、在宿舍裡、在具體而微的工作和生活實踐中,工人們無時無刻不深切體會到剝削、壓抑、無奈、苦悶和憤恨。事實上,新工人的這種體驗和情感正是由他們所處的生產關係決定的,是他們的階級地位造成的。「打工可以暑熱嚴寒,但不能沒有工錢」,正如這首〈討薪之歌〉所揭示的,當工人辛辛苦苦勞作卻拿不到工資的時候,資本毫無止境的壓迫已經一步步逼近工人所能接受的底線。資本對勞動價值的最大化榨取,使得工人日復一日地在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中煎熬,不斷破壞著工人心中的公平與道義觀念,也激起工人的不滿和怨恨。在平時,這種不滿和怨恨被壓抑下去,但並沒有消失,而是在工人心裡日積月累。最終,在追討工資的關鍵時刻爆發出來,形成巨大的力量。正在這樣的抗爭行動中,尤其是在集體抗爭行動中,處於模糊的、零碎化狀態的不滿和怨恨逐漸明確方向,聚焦為勞工與資本之間的對立意識,並擺脫與鄉緣意識的糾結,成長為比較明晰的階級意識。
       新工人階級是中國社會生產關係和制度變革的產物和主角,它又如一個縮影一樣,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會衝突和矛盾。在世界工廠和大工地上,我們儼然看到了一個以地產和工業資本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到來和迅速膨脹,他們一面世,就成為新時代社會關係的中心和主導;另一方面,我們也見證了新工人在艱難掙扎求生存的苦難,以及一個新興工人階級孕育的艱難歷程。在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不可迴避的階級對立和衝突,即使我們今天這個階級話語消逝的年代也無法完全掩蓋。就這樣,一個階級幽靈正在大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飄蕩,一次次地歸來,頑強地對抗被這個社會抑制和遺棄的命運,呼喚著階級主體一次重生的機會。

      筆者也要對這些文章中所使用的理論向讀者說明。如同本書匿名評審的審查意見,此書眾多文章確與工人研究權威布洛維(Michael Burawoy)對話。筆者深受布洛維的勞動過程理論啟發,同時感佩其多年來推動的公眾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之貢獻。
      然而,在與布洛維在眾多場合的對話中,筆者也曾向其說明過其理論或也不能充分解釋當代中國激烈的階級鬥爭以及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眾所皆知,布洛維著名的製造「共識」(consensus,台灣喚為「甘願」),強調工人與資本家(老闆)在勞動過程中完成的一種非預期、微妙的「合作」關係,因此,階級矛盾被此一關係巧妙地調停或瓦解。此一理論,不僅限於西方,在華文學界中亦廣受重視,包含他的眾多學生及追隨者,大量運用布洛維的理論,強調工人的屈從性(servitude)、認命,甚或添上新潮的「不穩定無產者」(precariat)概念,嚴厲質疑中國工人階級認同的可能性,甚或高呼後者階級集體運動的「不可能性」。在此「共識」的理論框限中,中國農民工發起的抗爭,皆被矮化為原子化、野貓式的徒然。
       然而,受在前線運動者的經驗啟發,筆者與許多學者這幾年來的田野看見的是,在中國的現狀下,階級的對立與衝突卻是蓄勢待發。不斷興起的大小起工資、罷工等運動,在在說明了階級矛盾激發團結抗爭的可能性,雖然我們從不忽視國家以及資本控制的強度,但我們也更需質疑「共識」的理論,是否能夠有效解釋當代中國的階級矛盾?
       筆者因此欲與台灣讀者共同學習,也許在象牙塔內的學術展演之外,布洛維推動的公共社會學更加具有意義,能夠「落地」觀察工人或其他底層階級的生命以及勞動過程,或能有更批判、有機的研究成果!
       收入這本文集的文章有十七篇,從不同側面反映了改革以來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的過程。我們將這些文章分為了三篇,即上篇─縱論:新工人階級形成的辯論;中篇─從半無產階級到無產階級的辯證歷程;下篇─工人階級的力量:實證與辯論。這些文章分別選自《開放時代》、《社會學研究》、《社會》、《文化縱橫》等刊物。
       在此,我們向這些刊物及作者們一併致謝。同時我們也對三位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台灣交通大學出版社、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總主編劉紀蕙教授、編輯郭佳、蘇淑芬、林郁瞱以及呂嘉鴻等人為出版這本書的心力致謝。


更多簡介請見: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03303
交通大學出版社:http://press.nctu.edu.tw/press-tea/books/2-2.aspx?sn=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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