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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7 Goran Fejic-THE DEMISE OF (STATE) MULTILATERALISM IN THE MULTIPOLAR WORLD; WH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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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Villarejo“Queer Radiance: Disability, Sexuality, and Vision”演講側記

2019-11-03

社文所碩二 許家綾

Amy Villarejo現職於康乃爾大學表演與媒體藝術系(Department of Performing and Media Arts)及比較文學系(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專長為女性與酷兒媒體、紀錄片、巴西電影、印度電影、美國電視、批判理論及文化研究等。她所著的Lesbian Rule: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Value of Desire(Duke University Press)在2003年獲得美國電影與媒體研究學會的年度最佳書籍獎。此外,她和Marcia Landy合著的Queen Christina(from BFI Publishing)為明星研究與酷兒電影研究的先鋒與重要著作,她於2014年出版的Ethereal Queer: Television, Historicity, Desire(Duke University Press)則為少見研究當代酷兒電視與影像文化之專書。


在這場演講裡,她透過酷兒(queer)跟身心障礙者(disability)的社會定義,思考如何藉由體現(embodiment)、欲望(desire)與可及性(access)三個方向重新理解「規範」與「正常」的概念。


何為「正常」?演講一開始,Amy先以一連串的提問引導現場參與者實際透過自己的聽覺、嗅覺、視覺及身體去感受周遭。現象學認為身體是知識的來源,我們能透過五感及身體持續認識世界,換句話說,我們與世界總是有所聯繫。因此,藉由聽到冷氣的運轉聲、移動時的身體變化等感受,我們了解自己身在何處以及我們是誰,這種能自由移動而不會遇到阻礙的身體以及使用身體的方式被社會定義為「正常」。


然而,在社會文化建構「正常」概念的同時,已經假定了所有人經驗世界的遭遇都相同,這種假定「正常」的概念經常會以普遍性的樣貌出現在我們的生活周遭,像是當親友詢問你最近有沒有遇到好的對象,問題背後假定的通常是異性別。酷兒跟身心障礙者兩種群體在此挑戰了社會對於「正常」的假定,也挑戰了對於「我是誰」的自我認同。Amy指出,酷兒一詞在歷史脈絡裡會用來指稱不照著規範、感知不「正常」的身體和行為,她也進一步舉出兩位對於思考酷兒及身心障礙者很重要的理論家如何挑戰「正常」的概念:酷兒理論家Michael Warner以「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ive)描述異性戀常規如何將自身呈現為正常並典型的社會過程;曾出版身心障礙研究專書《特異的身體》(Extraordinary Bodies)的女性主義學者暨身心障礙研究先驅Rosemary Garland-Thomson則透過對「常人」(normate)概念的命名質疑人們對於「正常」身體的想像。


美國/加拿大紀錄片導演Astra Taylor《反思自己的人生》(Examined Life)拍攝了八位現代哲學家一邊在城市裡行走,一邊談論他們的思想能如何實際運用在現代文化。片中,美國女性主義理論家Judith Butler和她的學生Sunaura Taylor在城市中散步談話,Sunaura描述自己曾在去買咖啡時用嘴取杯而遭周遭人側目,藉以指出自己身為身心障礙者,會令旁人感到不自在的原因正是因為她使用身體的方式不符合社會假定的標準。這種不符合社會標準的身體使用方式和身心障礙者及性別少數面對的暴力與歧視也有緊密關聯:Butler藉由走路方式較陰柔的男孩被同儕殺害的實際事件,思考異於「正常」的身體展演如何引發他人施暴的慾望;Sunaura則以自己坐輪椅的姿勢被人取笑像猴子的經歷,進一步對人與非人在身體使用方式的差異以及兩者的界線所在提出疑問。


在此,Gilles Deleuze提供了我們一種重新思考身體的方式:透過「身體可以做什麼?」(“What can a body do?”)的提問,Deleuze將身體概念從確定性的整體轉移到拼裝物(assemblage)的層面。換句話說,重點不再是思考什麼是「理想的」身體、「正常的」身體,而是身體在社會提供的條件下能或不能做什麼,例如透過輪椅,身心障礙者可以行動;透過眼鏡,近視的人得以看清楚。當我們將身體視為組裝物的同時,身心障礙者的需求便不再是「不正常」的人的特殊需求,因為每一個人都有需求,只是差在需求的差異跟多寡。因此,障礙的概念便從化約成個人缺陷的論述轉而認為障礙是社會建構而成,在社會模式的定義下,身心障礙者的「身體功能損傷」(impairment)就不再與「障礙」的概念直接劃上等號。


    此外,Shonali Bose自表妹生命經驗中取得靈感而拍成的電影《乾吧!我的彩虹人生》(Margarita with a Straw)讓我們也能關注到身心障礙者的主體性及其生命經驗的重要。這是一部關於身心障礙者如何面對自己的障礙身體及探索自我情慾的電影,由於社會通常將障礙者視為需要協助的客體,卻鮮少注意到他們的主體知識與需求,這部電影提醒了我們:身心障礙者也需要性,且因身心障礙者與「正常人」理解世界與在世界中移動的方式有所差異,當演員要演出身心障礙者時,她也必須去經驗身心障礙者如何遭遇世界。因此,社會應更積極地將身心障礙者視為知識的主體形式。


    實際上,每個人使用身體的方式都可能會因為變老或生命經驗的變化而有所改變,或是從有能變成失能。酷兒跟身心障礙者挑戰了對於「正常」的假定,也挑戰了自我認同,讓人能更流動地在社會規範的關係裡思考「我們是誰?」,同時也在認知到並非只有特定人有需求的過程中,思考人類能如何在社會上相互依存(interdepend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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