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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衣櫃的骷髏 Henry D. Abelove「暗櫃政治」座談場邊側記

2018-12-11



打開衣櫃的骷髏
Henry D. Abelove「暗櫃政治」座談場邊側記

宋玉雯(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Henry D. Abelove:「重訪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政治與文化」系列講座III
講題:暗櫃政治
時間:2018年9月22日(六)下午2:00-5:00
地點:台北師範大學公館校區綜合館地下室1樓小型演講廳
主持人:何春蕤(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與談人:朱偉誠(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黃道明(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主辦: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碩博士學程、中央大學高教深耕計畫、交通大學&台聯大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暗櫃政治」為Henry D. Abelove教授九月來台「重訪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政治與文化」系列講座的第三場,採座談形式進行,由中央性/別研究室何春蕤教授主持,並預先中譯Abelove教授的發言稿、即席口譯Abelove教授的現場回應供與會者參考;在Abelove教授以英語進行的演講後,續由台大外文系朱偉誠教授和中央大學英美系黃道明教授,環繞「暗櫃政治」此一主題加以回應,丁乃非教授則在現場英譯予Abelove教授,和與會者進一步互動討論。
 
「暗櫃」「出場」
 
Abelove在演講中,首先釐清美國運動脈絡裡「出櫃」(coming out of the closet)一詞的說法,指出1960年美國同性戀詩人Frank O’Hara在詩作中以「暗櫃」(closet)作為同性戀緘默的表徵之後,先前的語詞「出場」(coming out)結合「暗櫃」意象,成為新的語彙「出櫃」進入一般口語,用以描述同性戀含蓄緘默的狀態。其時美國的中產階級文化,對任何形式的性實踐都含蓄以對,對於實踐同性性愛的中產階級來說,含蓄緘默不僅是必要的謹慎,同時也是一種正當且高貴的態度,而工人階級在實踐同性性愛時,所可能面臨的各種社會、刑事和醫療懲罰,則往往較中產階級更為嚴重。
Abelove繼續勾勒1966年Frank O’Hara過世後的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當時的成員多為年輕人,並以「出櫃」作為主要政治綱領,講求成員資格全面開放,不受限制且拒絕固定領導,而直到1970年代中期所謂「解放的年代」期間,以「出櫃」作為主要政治綱領的作法,也遭受了各種批評。1990年代理論導向的學者也批評「每個人都有一個真實的內在自我需要被滋養、被認可」的「出櫃」設想,是「天真幼稚的實踐」,但Abelove認為: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參與同性戀解放運動的分子,實際上並不相信所謂的「本真性」,對真實自我亦不感興趣,那時的「出櫃」,「不是為了活出什麼真實自我,而只是一種拋卻假裝、誠懇面對世界的態度而已」(本篇側記引述均採用何春蕤中譯之發言稿)。
 
運動,今昔之別
 
Abelove繼而論說當下美國的同志運動和昔日同性戀解放運動的巨大差異。當年的同性戀解放運動,以粗野傲慢、違法犯禁的年輕烏合之眾為基礎,如今的同志運動則由各種號稱代表同志人群的NGO組成,多半由主要捐款單位所指定的專業經理人任執行長,其目光總是朝向執政黨、司法院和國家政府尋求肯認,相對於昔日喧鬧的解放分子訴求重新打造、徹底改變既有體制,今時世故的NGO雖同樣主張「出櫃」作為關鍵原則,卻希冀透過符應強勢準則,被納入既有的社會建制之中(如婚姻)。
最後,Abelove談到,「出櫃」所展現的政治效應,在美國也被爭取移民權益的團體指認為社會政治行動的典範,如非法的年輕移民,受到同性戀運動的「出櫃」行動啟發,將自身命名為「追夢者」,不憚面對即刻被遣返的凶險,仍公開現身,公開表明自身的非法狀態,以對抗政府。而Abelove將這類援用「出櫃」實踐的非法移民,辨識為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真正的繼承者,並期許同性戀群體也能受到「追夢者」的激勵:即使尋求接納,但不屈從權威,要求按照自己所要的方式被接納。
 
台灣同運再思考
 
朱偉誠從Stephanie D. Clare在《Social Text》第131期(2017年6月)發表的〈「終於,她接受了自己!」: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出櫃現身〉(“Finally, She’s Accepted Herself!”: Coming Out in Neoliberal Times)一文開啟與談,討論「他人能否認同」與「自己能否認同」二者之別的出櫃政治,追溯台灣往日曾巧妙以「集體現身」因應「不出櫃如何做運動」的問題,而面對如今台灣同志運動內部的論述和運動路線差異,朱偉誠認為,「同志對於平權的爭取就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論調,是對於過往同志歷史發展的改寫,並提醒不應將幾十年的運動成果如此拱手讓人,「正常化」和去病態化仍是當前值得繼續努力的途徑。
黃道明以〈同運早年的現身與慾望政治〉(Coming Out as What?)為題,返回台灣九十年代中期討論當時的現身和慾望政治,具體如《孽子》與暗櫃想像,以及《島嶼邊緣》雜誌所刊載的平非〈出櫃(軌)之必要〉和斜左派〈姓「性」名「別」,叫做「邪」〉等文章,繼之聚焦於「劇場爛逼田啟元」的創作和運動,田啟元的劇場探針般敏銳地揭示了「人權」對於老兵、農、工、妓的排除,而其「爛逼性」是一種「出於自我要求的倫理而自覺向下探底的自我作賤」,是一種忠於良心的自我追求。
 
競逐?平等與平權
 
Abelove的回應辨明美國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的同性戀解放運動所探尋的「平等」,並非現今同志運動所追求的「平權」,前者的「平等」強調一種國際連帶的關係,反對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軍事行動,更多關切的是反殖民和反(越)戰,就其選擇「同性戀解放陣線」作為組織名稱即可見一斑,而後者的「平權」則是爭取公民身分,乃至於只在全球化的經緯中看同志能否擁有公民平權。再者,相對於現今同志運動企求鮮明同志身分的本真性,昔年的同性戀解放運動追求的是一種坦承/坦誠:「我肏男人,你最好習慣。」亦即,Abelove著重指出:出櫃並非當時運動的終點,而是為了要彼此連結;運動是有衝撞性的行動,而非溫文儒雅的倡議言說。
現場與會的學者和運動分子,也就各自的觀察發言回應。如洪凌一針見血地指出:「正常化」之間也會有競逐關係,否則也不會有運動;王顥中談到:不僅端視內部運動者的主觀意願,也要考慮外部結構因素的制約,與其說是運動內部轉趨保守,同時思考外部的變化或可尋求到其他的解套方法。卡維波則指出:「我愛滋,我濫交」是無法出櫃的,而如果作為同性戀,你永遠就是覺得「感動」,你是不會上街頭的,必須要對現狀有所不滿,才是上街頭的動力;基進必要存在,並且,不僅關乎同性戀,社會要被改變需各方面同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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